当天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率先通过社交平台宣布，美伊双方已就停火事宜达成一致；随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声明，确认相关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

  根据协议内容，自14日晚开始，包括黎巴嫩方向在内的各条战线将全面停止军事行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的海上封锁也同步解除。按照双方安排，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之后进入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阶段。

  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推动冲突走向政治解决、为地区和平创造机会的重要一步。

  三十年前，演员&导演张艾嘉从索马里回到肯尼亚，站在五星级酒店的泳池边，看着欧洲游客慵懒地晒着太阳，说出这句话。那一边是被炸得乱七八糟的国度，孩子们无助的眼神，签下生死状才能进入的难民营；这一边只是隔了一条边境线，却是两个世界。

  这种冲击让她回到香港后陷入漫长的茫然，“好一段时间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怎么样去看人生”。

  2026年3月中旬，伊朗德黑兰的上空出现短暂的安静。美国与伊朗的冲突进入第四周后，那一声声撕裂夜晚的尖啸暂时停歇。

  对于侥幸活下来的人来说，炸弹不再落下的每一分钟，都是恩赐。那些被炸成骨架的居民楼里，有人在废墟中翻找还能用的锅碗，有人蹲在亲人的遗体旁发呆——他们终于能哭了，不必一边哭一边跑向防空洞。

  恰在此时，周轶君与张艾嘉在一档博客节目《山下声》对谈。她们没有谈论战场上的局势，也没有谈论复杂的国际博弈。

  张艾嘉只是说起当年自己去难民营里看见的女孩，她们的眼睛里没有仇恨，只有对一支笔、一本书的渴望。那眼神和世界任何角落的女孩并无不同，只是她们身后的背景，是帐篷，是铁丝网，是没有国籍的未来。

  一边是暂歇的烽火，一边是日常的对话。这种时空交错带来的不适感，正如哲学家阿尔贝·加缪所言：“人一旦意识到世界的荒谬，荒谬就成为最强烈的激情，连接人与世界的纽带。”

  我们无法像张艾嘉那样亲历索马里的战火与肯尼亚的泳池之间的撕裂，却仍能在这遥远的对照中，感受到同样的荒谬——世界的一边在废墟中哭泣，另一边在平静中抱怨。

  或许，我们应该借着她们的视角，去看一看：什么才是生活最底线的样子，什么才叫幸福。

  到处是断壁残垣。楼还在的，只剩下骨架，窗户全没了，一个一个黑洞洞的窟窿，像眼眶。楼没了的，就剩一堆混凝土碎块，压路机一样的挖掘机在上面慢慢爬，嘎吱嘎吱地啃着那些本不该成为废墟的东西。

  三十多岁的罗斯塔米站在自家门前——如果那堆瓦砾还能被称为“家”的话。战争爆发时，她带着全家去别处避难。回来时，一切都没了。

  “我的家庭一下子从富裕变成贫穷，甚至没有住处。”她一边费力地从废墟中翻找，一边哭诉。电饭锅、电风扇、被褥，这些侥幸完好的物品被一件件搬上一辆小货车。

  她抬起头，问了一句没有人能回答的话：“我们犯了什么罪，要落得如此下场？这里是居民区啊！”

  对面那堆瓦砾跟前，玛尔齐耶·达拉比也在翻。她比罗斯塔米运气好一点，起码翻出了沙发和地毯。

  空袭来的时候，家里就她一个人。她还没反应过来，窗户就塌了。她本能地抱住头蹲下去，第一波冲击从头顶掀过去，她认为自身扛住了。然后是第二波、第三波，一下比一下狠，整个房子像要散架。

  门飞了，窗没了，灯灭了，她闻见一股焦糊味。她光着脚跑出去，钻进巷子，这才看见——周围的楼全塌了。

  “我听见一个女人在喊救命，”达拉比说着说着，眼泪流了下来，“喊得特别惨，可是我过不去……我真的过不去……我帮不了她。我什么都做不了。”

  据报道，自2月28日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超过1300名平民丧生，近万处民用设施被毁。死者中有四岁的孩子，有孕妇，有老人。在西部马里万市，四岁的卡伦·巴扎尔甘和怀孕的母亲、父亲一起，死于针对革命卫队基地的空袭——他们的家就在基地后面。

  轰炸是无差别的。德黑兰的居民告诉媒体，攻击有几率发生在任何地方。“爆炸声如此响亮，大多数人无法入睡。他们吓坏了。”一位名叫阿列祖的女子说，“战争持续越久，人们就越害怕。”

  黎巴嫩边境，81万人流离失所，仅一天之内新增登记人数就超过10万。哈桑·哈利勒带着家人逃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借住在朋友家里。“这种生活毕竟不正常。”他说。离开家时，他只来得及带上几样必需品：“每人一条裤子、一件T恤，仅此而已。因为你不知道袭击和屠杀何时会降临。”

  曾经能在节日做一桌黎巴嫩美食的母亲，如今带着孩子在贝鲁特的街头靠施舍度日。那些从黎巴嫩南部撤离的儿童，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流离失所了。对他们来说，失去家园不是一次性的灾难，而是反复降临的命运。

  联合国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伊朗9200万人口中，已有32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德黑兰街道变得格外空旷——那些有能力离开的人，连夜收拾行李，逃往相对安全的城市。留下来的人，每天要去超市采购物资，而“一路上，你始终担惊受怕，生怕遭到袭击”。

  一位留守德黑兰的居民说：“人们很沮丧。曾经有过改变的希望，希望生活条件能改善，但现在感觉一切都变得更糟了。”

  这种沮丧，在张艾嘉三十年的慈善旅程中，她见过太多次。从索马里到塞拉利昂，从埃塞俄比亚到黎巴嫩边境，她见过断肢的人，见过眼神恐惧的童兵，见过十六岁女孩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她说，“战争是人为的，是能够尽可能的防止的，但战争会让所有东西停止——教育、进步、文明，一切都在战火中退步。”

  而那些最恐怖的东西，发生在德黑兰的“末日街区”里整整3个多月，发生在黎巴嫩边境的难民营里，发生在每一个只想“正常活着”却不得的普通人身上。

  小飞机从肯尼亚起飞，她完全不知道索马里在哪里，只知道那是一个战争中的国家。飞机下降时，她透过舷窗看见下面全是坦克车，炸烂的城镇像被巨兽啃噬过的残骸。没有签证，没有手续，只有一辆卡车和一些拿着枪的人，带她去探访难民营。

  路上有人提醒她：你要不要坐到前面？后面是空的，旁边树丛里随时会有埋伏。出发前，她签了一份文件——她知道那叫生死状。

  从那时起，她就知道，战争不是新闻里的字眼，是你必须签下名字才能靠近的东西。

  张艾嘉见过太多这样的画面。从索马里回来那天，她坐小飞机回到肯尼亚，住在朋友安排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她站在泳池边，突然之间一下子没有很好的方法接受——刚才还在难民营里，看见那些孩子无助的眼神，现在眼前却是欧洲游客慵懒地晒着太阳。

  “对”，张艾嘉点点头。她回到香港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怎么样去看人生，到底怎么回事。那种冲击太大了，一种综合征，持续了蛮长时间。

  后来她去的地方慢慢的变多。埃塞俄比亚、越南、柬埔寨、黎巴嫩、叙利亚边境。有人问她：你为什么老是去非洲？她笑说，我可能上一辈子是非洲人了。

  塞拉利昂，非洲西部国家。1991年至2002年期间，发生内战。当时的张艾嘉正在塞拉利昂境内相对安全的区域进行探访。对岸突然爆发战斗，一群年轻人跳上船逃到她所在的这一边。

  船靠岸后，年轻人打了起来，张艾嘉竟跳过去劝架：“Don‘t fight, don’t fight。”（不要打架）后来他们停下来，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那些孩子仅仅是为了逃避枪战才跳上船，不了解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张艾嘉后来回忆说：“你会知道在那一刹那，可能他们平常最不想去上学的人，这样一个时间段希望可以回他们的学校里去。”

  后来她去探访一个康复营，专门收容断肢的人。进去以后，见到所有的人都是被断肢的。“内战期间，叛军来了，专门抓8-16岁左右的孩童，砍掉你一只手，叫你拿着那只手，回到你的乡村，跟家乡的父老兄弟们讲说‘我们来了’。他们还抓了很多七八岁到十五岁的孩子，当童兵，给他们吃火药。吃了以后孩子们就疯狂了，然后叫他们拿着枪进到自己的村落里面去杀人。”

  等到内战平静下来后，这一些孩子全都“疯”了。康复营里，他们看见陌生人时，脸上全是恐惧的眼神。工作人员说，每天晚上听到的都是他们噩梦的叫声。

  那天晚上，张艾嘉和同行的人坐在一起吃饭。她第一次开口，请求大家做一次祈祷。因为之前从来都没有过。

  作为战地记者，2003年，在加沙，彼时27岁的她第一次见到的尸体是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他叫阿曼·法利斯。躺在巨大的冰柜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细软的头发贴在额头上，像睡着了。

  一个欧洲来的记者掀开裹尸布，对着那张小脸拍了很久。拍完出来，收起相机，叹了口气，对周轶君说：“巴以冲突的照片，越来越难拍了。没什么新东西。”

  周轶君站在原地，感觉自己被这句话劈成了两半。一半还在听他说，一半已经沉到冰柜里去了。

  她说不清那种感觉。不是悲伤，悲伤可以哭出来。不是愤怒，愤怒能找到出口。是五脏六腑被人攥住，一点一点拧紧，挤不出眼泪，喘不上气。她想喊，想砸东西，想把那个记者按在墙上问他——“什么叫没什么新东西？”

  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法利斯的母亲走过来。母亲俯下身，吻了吻儿子的脸。眼泪一滴一滴落下来，落在那张小小的、冰冷的脸颊上。

  加沙的日常从不以日出开始，而是以头顶的轰鸣声为准。那里的人，都学会了用耳朵过日子——听声音的大小，辨方向，猜命运。

  白天，只要“哒哒哒”的螺旋桨声逼近，电视就会先她一步知道空袭来了——屏幕哗地碎成雪花，手机没头没脑地响起来，又没人说话。后来她懂了，这不是电话，是信号在喊“趴下”。

  周轶君坐在椅子上，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她被震到地板上，钻进了桌子底下。那是她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吓得从椅子上跌到地板上。

  后来，周轶君去了边境上一户巴勒斯坦人家。那家人住在离以色列定居点最近的地方，近到站在窗边，就能看见以色列的巡逻坦克从门前轰隆隆开过。

  当晚，他们把那张床让给了她。她自己睡在床上，其他人——老人、女人、孩子——全部睡在地上，裹着薄薄的毯子，贴着冰凉的地砖。

  只隔一条线，却像换了人间。那户以色列人家的房子是新的，漂亮，院子里有草坪，门窗都是最安全的规格。站在阳台上望出去，能看见远处巴勒斯坦人的房子，灰扑扑的，矮趴趴的，像另一个世界。

  这家的孩子窝在沙发里，眼睛盯着屏幕，和刚才巴勒斯坦那边见过的孩子一样，看得入迷。女主人给她倒咖啡，聊起天来，说他们从来没真正见过一个巴勒斯坦人。一个都没有。

  周轶君想起那晚，那家人睡在地上，把唯一的床让给了她。想起坦克经过时，他们习以为常的表情。

  后来她明白了：他们不需要见过。他们只需要想象。想象对岸住着魔鬼，想象那些人是坏的，想象一切苦难都是他们活该。

  战争最可怕的地方，是它让日常变成奢侈品，让理解变成稀缺品。正是因为相互不见面、不了解，仇恨的根系才会越扎越深。

  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张艾嘉问她毕业了吗，在哪里念书，她说在难民营里念的。问她为什么看起来不开心，女孩说：“我没有一点身份，我不能走出去，我不能到路上去，因没有身份，我不能出去找工作。你觉得我可以干什么？”

  但就连这种抱歉，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评论。“因为大家能做的，其实不多。”

  从索马里到塞拉利昂，从埃塞俄比亚到黎巴嫩，从印度到蒙古国。她资助了九个孩子，看着他们长大。其中一个外蒙古女孩甘德伦，九岁时画了一张卡片欢迎她，画的是金头发蓝眼睛的女人——因为对外蒙古孩子来说，外国人就该长那样。后来这个女孩考上了法律系，成了律师，结婚生子。张艾嘉录视频恭喜她毕业时，哭了。

  “我觉得她就像我孩子一样，知道了不起，这样子的一个孩子，这么努力，然后变成一个律师。”

  张艾嘉沉默了一会儿。她说，“在贫穷国家，太多的孩子会被丢到路上。那种流浪儿童，你很难想象他们将来怎么样。”

  那些在废墟中翻找电饭锅的德黑兰居民，那些在难民营里没有身份的女孩，那些只想回到学校的塞拉利昂孩子——他们想要的，不过是一个“正常”的人生。

  三千公里外，德黑兰的居民在废墟中翻找生活；三千公里内，我们正在为什么烦恼？

  打开社会化媒体，满屏的焦虑：工资涨得不够快，房子不够大，别人的孩子比自己的优秀。办公室里讨论的是内卷，饭局上抱怨的是加班，夜深人静时焦虑的是房贷。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竞赛，总觉得远处的风景更好，总觉得别人碗里的饭更香。

  在互联网上，将自己国家跟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相比，正在成为吸引流量的密码。他们拿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跟北欧比福利、跟澳洲比环境、跟新西兰比松弛感、跟美国比收入……

  如果镜头拉远，看到德黑兰的居民在废墟里翻找电饭锅，看到玛尔齐耶·达拉比光着脚跑出屋子时听见邻居的呼救声却无能为力，看到黎巴嫩边境那81万流离失所的人——我们会不会恍然——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平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奢望”。

  有一年她去印度探访，一个小女孩牵着她的手说，“我要给你看我的新衣服。”她跟着女孩走进一个小帐篷，那是女孩一家人住的地方——一个大床，全家人挤在上面。女孩从一个小包包里拿出那件衣服给她看，那件衣服可能是不知从哪里捐来的。但女孩的笑容，张艾嘉说，“是我们在城市里看不到的”。

  女孩把衣服当成宝贝，是因为那是她拥有的全部；而我们拥有太多，反而不了解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

  周轶君在非洲采访时，遇到过一对意大利夫妇，在冈比亚几十年如一日研究抗击疟疾的药物。她问他们“为何需要持续做一件事？”

  他们说，“很简单，我就不可以看着孩子死去。”“我怎么能容许自己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周轶君说，有时候你跟这样一个世界连接的理由，就是这么简单。

  在另一个非洲村庄，一个妇女抱着刚出生的婴儿想和周轶君说话，却语言不通。突然，她把孩子塞到周轶君怀里——婴儿还在睡觉，黑黑的皮肤，安静得像世界上的任何孩子。那一刻周轶君明白：全人类那种安静的、祥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只是有些人幸运地得到了，有些人正在等待。

  国家的强大，并非人人腰缠万贯，而是人人都能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晚上十点能独自下班回家，心里装的是加班太晚，唯独不必担忧人身安全；我们送孩子上学，嘴上念叨的是功课太多，而不是学校会不会被导弹击中。而这，正是地球上很多人梦寐以求却不可得的珍宝。

  张艾嘉做了三十年慈善义工，从索马里到塞拉利昂，从埃塞俄比亚到黎巴嫩。有人问她为什么老是去非洲。她笑说，我可能上一辈子是非洲人了。但她说得更深的是另一句话：“每次去，我都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很多的力量。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下，他们活得这么好，这么努力，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动力。”

  两河流域的曙光，已经无数次照亮过这片土地；而现在，北半球的盛夏也再一次来临。